解读“20年重要战略机遇期”

中共十六大所产生一系列重要文件，极富理论创新意义和学术底蕴，反映了中共领导集体和广大理论工作者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气质与作风，甚至为未来的党的思想发展也预留了相当的空间。

在使国际战略思维进一步合理化方面，中共十六大政治报告引人注目地提出：“21世纪头20年，对我国来说，是一个必须紧紧抓住并且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这个“20年”当然不是一个十分精确的说法，譬如说，可能有18年，也可能有22年。但是，相对于过去“在可预见的未来一个时期”之类的模糊提法，“20年”又是比较精确的。

之所以会提出“20年重要战略机遇期”，有国内国际两方面的因素。

就国内视角而言，“20年”与其它一些重要时间有着密切的关系。

如改革开放之初，小平同志提出用20年左右的时间使经济总量翻两番，到20世纪末总体上建成小康社会。这是小平同志提出的20年发展目标。现在我们有了新的目标，也用20年,这里面有一种一个时代与另一个时代之间对话的意味。

又如从21世纪初到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年的2021年，正好也是20年。

“20年”这个比较精确的提法，看来首先是与国内的重大政治目标或重大纪念日期相适应的。那么在客观的国际环境方面，是否真的有20年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存在？我们说“20年”别人就会送给我们20年吗？笔者认为，这个“20年”还可以作如下的解读：

从国际方面来理解这个重要战略机遇期，它的含义主要是指对中国有利的国际格局和大国关系。“9•11”事件发生后，美国要对付国际恐怖分子，要对付若干所谓的“流氓国家”，要与伊斯兰世界实现和解（这至少要换一代人才有较大可能实现。在目前的这代人之间，和解大概是没有什么可能了），至少需要20年时间，即一代人的时间。以目前世界权力多元化的格局和美国的实力，要同时与伊斯兰世界和中国交恶和动武，是不明智和不可能的。所以，我们可以大约估算有20年的与美国和平共处或策略性合作的时间。

同时，这“20年”，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努力，变成一个自我实现的预言：如果我们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如果我们积极推动联合国体制发挥作用，积极与所有世界大国建立良性伙伴关系，积极改善与周边国家的关系；如果我们妥善处理台湾问题──以最大的诚意、尽最大的努力、发挥最高超的政治智慧，那么，岂止是20年，我们甚至可以争取到更长的战略机遇期。

值得注意的是，美国国防部1997年发表的《4年防务评估》报告认为，到2015年前后的近20年时间，是美国的一个战略机遇期──这段时间内美国不会遇到真正的全球性竞争对手，总体国际安全形势对美国有利。1 在此期间，美国的当务之急，当然就是要压制潜在的战略对手（特别是中国），巩固美国治下的世界秩序。若是压制不住，将来中美之间就有可能爆发战略上的、全球性的对抗。

我们能否避免这种局面？国人中主要有两种思路，一种是不可避免，我们要准备和美国战略决战。可若是真的这样，两败俱伤，乃至玉石俱焚，核冬天降临，我们辛苦发展，我们建设小康社会，又有什么实际意义？

另一种思路是努力避免这种局面，2015或2020年后中美之间可能会有更多、更广泛的竞争，但这种竞争可以控制在良性、和平的范畴。其中的关键，是把不可避免的中国强大起来后与美国的竞争，转化为“共同体内的竞争”，2 即两个社会构造上接近、身份上比较相互认同、双方关系被一系列“共享的规范、价值”所框定的国家之间的良性的、和平的竞争。美国和日本之间、美国和欧洲之间其实都有激烈的竞争，但它们之所以不会走向战略对决和武力冲突，正是因为它们共享着一系列的规范和价值，彼此认同，理性交往。从某种角度来说，中国为什么不能成为一个日本、成为一个欧洲？

最新的一个例子是俄罗斯对于北约东扩的新态度。20年前，北约哪怕只是小步幅的东扩，都会引发苏联和北约之间的激烈冲突。但是现在，俄罗斯自我认同为欧洲大家庭中的一员，身份上也和西欧国家越来越接近，与北约还建立了协商制度；而北约的性质也正在从防御俄罗斯转向主要对付一些非传统安全威胁，即认同俄罗斯不是敌人，而是温和的邻居乃至朋友。双方的这种双向认同，就把可能的零和式竞争、寇仇式竞争，“柔化”为内部竞争，双方都将以和平方式来维护和促进自己的国家利益。

“20年”是我们的重要战略机遇期，但我们不能抱着和美国只做20年朋友的心态。我们应当尽最大的努力，增强大国间的相互认同、相互信任，拓展大国之间（特别是中美之间）共享的规范、价值、理念，实现大国间的和平共处与良性竞争；同时，积极促进国际关系的民主化，加强全世界的反霸联合阵线；此外，努力发展自身的综合国力，建立大国间的势力均衡。如此三管齐下，构建起以和平、发展为主流的外部战略环境。这符合人类的共同利益，也符合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